“小张,奇怪了……我的抗原自测怎么是两条红杠?”
5月3日傍晚,打给社工小张的电话中,服务对象老金(化名)处于惊慌、焦虑、恐惧中。年届70岁的他始终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也会感染这个新冠病毒?自认为足不出户的他,所谓“新冠”只是收音机里的新闻而已。然而,抗原自测板上的两条杠,让他有些手足无措了。
“我该怎么办?”,“我已经有喉咙痛了!”,“我觉得没有力气……”,“他们会不会带我去隔离?”
这一系列的疑惑,都抛给社工,张社工知道这时的老金处于极度的恐慌和无助中,他急切地期盼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,关于疾病的,关于隔离手续的,甚至关于死亡的。他的害怕和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,老金一直都是独居,早年的吸毒经历让他疾病缠身,失去家人关心,面临经济困境,身边几乎没有朋友;他不会使用手机,社会参与不够,掌握社会技能也很少;对于这次疫情,除了零星从居委和社工这里获得的防疫讯息之外,他几乎毫无所知。
面对无助的老金,同样处于封控中的张社工虽然不能赶到老金身边,但是,至少每天可以通过电话来陪伴他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。
当日,老金就听从张社工的建议:先第一时间报告居委,并同时自己也准备一下洗漱用品和随身携带的物品,有可能需要被转运;更重要的是,严禁自己出门,居家多喝热开水或者有药先吃着,也是积极缓解症状。
次日,老金就被转运至隔离点,面对陌生的环境,老金很焦虑,电话中,他详细地告诉张社工:隔离点房间的布置和设备……十分钟……二十分钟……一个小时……两个小时……他把所见所闻都事无巨细的和张社工娓娓道来。张社工耐心地倾听着,知道彼时彼地的他不习惯那份孤单,他要找人说说话,来熬过第一天。
第三日,隔离点的房间里住进了新病人,他说有人可以聊天了,但是又担心交叉传染的风险。张社工鼓励他相信隔离点的医护措施和防疫手段。
第四日,他对迟迟未出的核酸报告产生了疑问,他担心他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病毒?张社工安慰他,上海政府如此重视疫情,一定会竭尽全力医治每一位病患。
第五日一早,他就主动致电张社工,他高兴地告诉社工:他的抗原显示第二条红杠是淡淡的,虽然还是被判阳性,但是这已经有转阴的迹象了。张社工肯定了老金自己已经树立起了战胜病毒的信心。
第六日,住的有些烦躁的老金,身体上不适的症状逐渐消失了,他开始抱怨起自己带的香烟不够了。
第七日,他的核酸检测结果阴性,他很喜悦,他觉得自己出舱在即了。
第八日,隔离点没有通知他可以回家,他不免又滋生出烦躁情绪,张社工鼓励他再坚持下,相信隔离点的操作是对他的身体负责。张社工还和老金约定:疫情过后一定来参观他精心培育的花卉。
第九日的上午,老金终于出舱,回到家中,带着轻松和喜悦。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,便是致电张社工报告家里的花卉存活的情况。几十分钟的电话里,老金一直感谢张社工这9天的陪伴,还希望张社工可以收下他亲自栽培的花卉,他说这是他身边唯一值钱的东西了,望社工不要嫌弃……
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,让很多人手足无措,甚至焦虑抓狂,要知道这些反应都是应激的,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属于正常的,犹如打针时,我们不自觉地皱起眉头,脱口而出的那一声“哎呦”。面对服务对象们突增的无助、悲观、失望、恐惧,甚至愤怒和抵触情绪,我想一个禁毒社工,真正能帮助服务对象解决掉所有困境的可能性并不大,但是至少有一件事,社工们可以做——陪伴服务对象,让他们觉得至少不孤单,至少还有人不嫌弃他们、不排斥他们;他们是吸过毒,但是他们不是瘟疫,他们也是普通人,他们也是正常的;让他们逐渐相信:把今天过好了,明天就会更好一些,然后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自强虹口北外滩社工点 张礼烜